南朝造像—浙江新昌大佛與千佛巖造像。

發(fā)布時間：2019-09-02 17:13

浙江新昌大佛與千佛巖造像

（一） 新昌大佛集千佛巖沿革

  浙江現(xiàn)存南朝佛教造像以新昌縣較為集中，這里地處天臺、四明、會稽山脈交叉盤結(jié)之區(qū)，名山沃州、天姥、石城、南巖、東鉚環(huán)布其中。石城山又名南明山，山中有石城寺和千佛巖兩座石窟，位于縣西南2公里處，均為南朝遺跡。

  今新昌地六朝時歸屬會稽郡剡縣，東晉成帝咸和以后，朝廷發(fā)生有關(guān)僧人地位之爭，幾位僧人領(lǐng)袖從都城轉(zhuǎn)向東部山區(qū)，在會稽山和剡山一帶形成了新的佛教中心。剡洞的佛教就是在這一契機下繁榮起來的，竺潛、支遁、于法蘭、于法開等人都在這一時期先后聚于剡東沃州、石城一帶。

  兩晉之際，興起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般若學思潮，把魏晉玄學的爭論帶到佛學中來，引起佛教般若學內(nèi)部學派的分化。產(chǎn)生有支遁的“即色宗“、于法開的”識含宗“于道邃的”緣會宗“、竺法蘊的“無心宗”、竺道一的“幻化宗”及道安的“本無宗”和竺潛的“本無異宗”合一家，劉宋壇濟稱其為“六家七宗”。其中有六家在剡東。沃州鉚山有竺潛、竺法蘊而家，石城有支遁、于法蘭、于道邃三家，另外竺道一也曾長隱沃州。晉遷江左，中原衣冠之盛，咸萃于越，為六州文物之藪。

  石城開山祖師是曇光（287—396），于晉永和初年棲止于山南石室6中，建隱岳寺，之后于法蘭在石城建元化寺。至齊永明四年（486），僧護比丘又建石城寺，使石城山中隱岳、元化、石城三寺“鼎足而處”。

  僧護在建石城寺時，并雕造了彌勒大佛，據(jù)劉勰撰《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》（以下簡稱《劉勰碑》）載僧護：“削成青壁，當于前巘，天誘其衷，神啟其慮，心畫目準，愿造彌勒。敬擬千尺，古坐形十丈?！?.克勤心力，允集勸助，疏鑿積年，僅成面璞?！蓖碛洠骸俺踝o公所鐫，失在浮淺”，可知僧護所雕大佛近似浮雕效果。建武五年（498）僧護去世，大佛造像一度擱淺。僧淑到石城繼續(xù)了僧護的事業(yè)，但因“運屬齊末，資力莫由，未獲成遂”。

  至梁天監(jiān)十二年（513），大佛雕鑿再次開工，由京城定林寺僧祐專任像事，并得到梁武帝及建安王蕭偉的支持，《高僧傳.僧護》記：“咸即馳啟建安王，王即以上聞，敕僧祐律師專任像事，王乃深信益加，喜誦充遍，抽舍金貝，誓取成畢。”

  僧祐改造彌勒大像是在僧護及僧淑功德基礎(chǔ)上進行的。僧護造像《劉勰碑》載：“疏鑿積年，僅成面璞。此外則碩樹朦朧，巨藤交梗。后原燎及崗，林焚見石，有自然相光，正環(huán)像上，兩際圓滿，高焰峰銳，勢超匠楷，功逾琢磨，法俗咸竦心驚觀，僉曰冥造，非今朝也?！鄙o造像只著手于佛的面部，而佛身其他部位，是取山體自然之勢，未經(jīng)人工雕琢，并且其面部雕造，在僧祐看來，也是“失在浮淺”。

《劉勰碑》載，僧護“愿造彌勒，敬擬千尺，古坐形十丈”，其坐像高度與僧祐造像“像身坐高五丈”也不一致，由文中“冠彩虹霓”一語，疑僧護當年所造彌勒為菩薩身，頭著冠，兩腿呈交腳狀。

《高僧傳.僧護》記僧祐改造大像：“椎鑿響于霞上，部石灑平云表，命世之轉(zhuǎn)關(guān)，曠代之鴻作也，……乃鏟如五丈，更施頂髻，及身相克成?！鄙v的改造工程浩大，并且造像因素也不同于僧護，其一，將浮雕式頭像改為全身式圓雕；其二，改造彌勒頭頂；其三，將原像坐高十丈，改為坐高五丈?！秳③谋酚浿撂毂O(jiān)十五年（516）“汝畫云畢，像身坐高五丈，若立形足至頂十丈，圓光四丈，座輪一丈五尺，從地隨龕光焰通高十丈。”

  以齊梁時一尺約合今24厘米，佛像坐高五丈約合12米。1991年實測大像：身總高（頸到趺座）7.75米，頭高（包括螺髻）4,39米，兩項合計坐佛高：12.14米，與《劉勰碑》所記基本相符。碑中另記：“從地隨龕光焰通高十丈”，應(yīng)指合壇基、佛高及光焰的總高度。據(jù)新昌《大佛寺志》副主編陳載陽先生說，寺內(nèi)地面下挖約一公尺尚存舊時地面?，F(xiàn)壇基高1.91米，若加地下1米，合計舊時壇基高為2.91米，約合齊梁時一丈二尺，與碑中“座輪一丈五尺”相近。若加上實際坐像高度計火焰高度，當與《劉勰碑》中“通高十丈”相去不遠。

  在《劉勰碑》及北宋及咸平五年（1002）辨端撰《新昌縣石城山大佛身量記》中均提到佛有“坐高”和“立形”兩項，其中“立形”高度應(yīng)由坐高換算而成。清工布查布譯《造像量度經(jīng)》中，結(jié)跏趺坐佛由頂髻至趺座總高度以自手指量為68指，立佛高為120指，及結(jié)跏趺坐佛與立佛高度比，按佛像制造儀軌約為1:2.《劉勰碑》中“佛身坐高五丈，若立形足至頂十丈”，所呈“坐”、“立”比例正是1：2，與佛經(jīng)中結(jié)跏趺坐與理想的比例一致。

  另據(jù)辨端《新昌縣石城山大佛身量記》載，大像“兩膝跏趺相去四丈五尺”，僧祐造像姿態(tài)應(yīng)為結(jié)跏趺坐，施禪定印。北方永靖炳靈寺169窟中有多組三世坐佛像，時間約在420年左右，均為結(jié)跏趺坐，施禪定印，其中當有彌勒佛像。南方有彌勒佛造像坐姿的記載，較早為《名僧傳》記宋龍華寺道矯于宋元嘉十六年（439）“造夾苧彌勒倚像一軀，高一丈六尺”。略遲于僧佑造大佛的梁普通六年，有公孫城夫婦造彌勒銅像亦作倚坐。對彌勒坐佛的表現(xiàn)，常見倚坐施說法印和結(jié)跏趺坐施禪定印兩種方式。 

 《劉勰碑》描述了僧佑雕鑿大佛手印的過程：“雕刻右掌，忽然橫絕，改斷下分，始合折中，方知自斷之異，神匠所栽也”。像作雙手相疊之禪定相，其過程有靈應(yīng)之奇。有學者認為僧佑“雕刻右掌，忽然橫絕”為施無畏印，此屬不吉之兆，似與“感通之妙”難以相聯(lián)。結(jié)跏趺坐施無畏印也不見其他彌勒造像。現(xiàn)大佛兩掌之間并無橫絕深縫，當為后人泥塑所掩。僧佑將彌勒頭頂改為“紺螺云覆”，即彌勒作佛狀，飾螺發(fā)。此與棲霞山齊永明二年造無量壽佛一致。石城大佛的基本造型，南朝至今并未變化。  

   僧佑造像以后，迄今大佛經(jīng)過多次維修，見著文獻約有十余次，規(guī)模較大的有：第一次見《國清百錄》為智顗大師臨終給晉王楊廣留下的三個遺愿，其中之一是“剡縣十丈彌勒石像金色剝壞，愿更莊嚴”。楊廣即在智顗圓寂次年（598）予以修繕。  

           第二次是在唐開元年間（713—741），越州法華寺高僧玄儼律師（675—741）對彌勒像重修傾力甚多，《宋高僧傳》卷十四載玄儼：“內(nèi)傾衣缽，外率檀那，布以黃金之色，镕以白銀之相，銅錫鉛錯，球琳瑯玕，七寶由是渾成，八珍于焉具足。……儼之功德不可思議者也。”

    唐末黃巢起義，殃及石城寺，武肅王錢繆“以后梁開平三年（909）始賜錢八千萬，起彌勒寶閣三層，建寺三百余間?！贝舜斡涊d未述及對大佛的莊嚴 

   第四次修葺是在北宋開寶六年（973），“忠懿王錢淑馭邦斯久，惟日是求，嗟龍像之輝光，為鼠雀之穿壞，又渥其涂彩，葺以梓材。因塑兩菩薩并高七丈，俾夾侍大像于閣前?！边@次維修記載在錢惟演所作碑銘中。其中脅侍菩薩今已不見，值得注意的是錢淑莊嚴大像“葺以梓材”。 

   1989年，大佛左臂肩及胸腹大塊泥層發(fā)生塌落，露出隱在泥層里的木框架和石胎，石胎和泥層中間有木框相連接。木框架用鉆孔法契樁于石胎中，再釘上直、橫條目或薄板，泥層敷在木框架上，并裹以生漆苧麻布，然后進行衣褶的加工、磨光和裱金。1990年6月開始的修繕工作由“新昌彌勒大佛修繕工作委員會”領(lǐng)導進行，修繕過程中發(fā)現(xiàn)大佛兩面頰部位也有木框，五官部位是否有木框尚不清楚。今像實為石胎木架夾苧敷泥裱金像。

  僧佑在石城寺石佛工程完成后兩年，即天監(jiān)十七年（518）卒于建初寺，《高僧傳·僧佑》載：“弟子正度立碑頌德，東莞劉勰制文”。并且劉勰撰《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》也是應(yīng)僧佑所邀而作，文中明確大佛為石佛。唐末道宣《集神州三寶感通錄》所記石城大佛為石像，與《劉勰碑》一致。石城大佛由石像變?yōu)槭ツ嗨芟瘢瑧?yīng)在唐末以后。

北宋咸平五年（1002），僧辨端撰《新昌縣石城山大佛身量記》對彌勒造像尺寸記錄甚詳，“龕高一十一丈，廣七尺，深五丈。佛身通高一十丈，座廣五丈有六尺，其面自發(fā)際至頤長一丈八尺，廣亦如之，目長六尺三寸，眉長七尺五寸，耳長一丈二尺，鼻長五尺三寸，口廣六尺二寸，從發(fā)際至頂高一丈三尺，指掌通長一丈二尺五寸，廣六尺五寸，足亦如之，兩膝跏趺相去四丈五尺?！敝蟮囊淮涡蘅槥楸彼尉暗履觊g（1004—1007），錢惟演碑中記：“州助教石湛舍錢百萬，重修寶閣……縣令唐白，因感靈夢，冀率邑人加檀施石氏與進士董遂良，德工舍錢八萬，粉繪真相，亢工如素?！北娑擞涗浽阱X淑莊嚴大佛之后，石湛之前，實為對錢淑莊嚴的一次記錄。

  宋代一尺合今30.7厘米，以此折算佛身通高十丈，應(yīng)有30.7米，佛身通高十丈應(yīng)指立佛高度，取其一半結(jié)跏趺坐高度為五丈，也有15.35米，顯然不合實際。辨端似沿用齊、梁時期的度量，即一尺合今約24厘米，以此折算辨端測錄，并與1991年勘測相關(guān)數(shù)據(jù)進行比對如下（單位：mm）：

耳長

鼻長

眉長

目長

發(fā)際至頤長

兩膝間距

指掌長

指掌寬

辨端測

2880

1270

1800

1510

4320

1080

3000

1560

1991年新昌彌勒大佛修繕工作委員會測

左耳2800右耳2520

1480

右眉1430左眉1340

左眼1080右眼1340

2960

1065

2900

1200

辨端數(shù)據(jù)集現(xiàn)在所測，出入主要在臉部，或因莊嚴描繪出入所致，從許多數(shù)據(jù)域當前一致來看，辨端的《新昌縣石城山大佛身量記》應(yīng)視為較可靠的記錄。錢淑以后，對佛像進行大規(guī)模結(jié)構(gòu)變動的修葺不見記載，現(xiàn)在所見石胎泥塑像，應(yīng)源自錢淑“葺以梓材”。前文有述，僧祐當初造像即為結(jié)跏趺坐，、施禪定印、頂為螺發(fā)，這些因素均為錢淑保留并延續(xù)至今。

  石城寺內(nèi)另一處南朝石窟為千佛巖（即千佛禪院），位于石城寺西北，千佛巖開山時間在東晉永和年間（345—356），與曇光來石城創(chuàng)隱岳寺同時，于法蘭在石城山創(chuàng)元化寺，即千佛禪院前身。《高僧傳》卷四載：“于法蘭……后聞江東山水，剡縣稱奇，乃徐步東甌，遠矚嵊，居于石城山足。今之元化寺也。”“于法開，事蘭公為弟子，俄而帝崩（東晉穆帝升平五年，361年崩），還剡石城，續(xù)修元化寺?！?/p>

  元化寺開窟造像始于齊永明中，《嘉泰會稽志》載：“千佛巖石窟寺齊永明中（483—493）建，會昌滅佛，寺廢。后晉開運三年（946），知縣趙仁爽重建，名千佛禪院。宋大中祥符（1008—1016）改七寶院。明洪武十五年（1382），復名千佛院?！薄度f歷新昌縣志》卷十二記：“七寶院，元化寺，東晉高僧于法蘭建，曾與石城，隱岳鼎足而立?！?/p>

千佛巖削壁如墻，有四座互為連通的巖洞組成，龕像雕鑿于中間兩窟中?，F(xiàn)所見千佛巖為大小洞窟各一：右邊大窟后壁正中雕釋迦佛坐像，像右側(cè)列千佛六區(qū)，左側(cè)列千佛四區(qū)，每區(qū)成一方塊，每一方塊內(nèi)縱排十小龕，橫排十一小龕，每區(qū)正中約占九小龕的位置雕一較大龕，龕中雕一坐佛，均莊嚴一新。大龕造像形體肥碩，螺發(fā)，施禪定印，結(jié)跏趺坐，衣不覆壇，與石城寺大佛相似。小龕千佛多著通肩衣。左右千佛之外側(cè)，各雕一護法像（圖66、圖67），頭均殘損，衣裙呈魚鰭狀外展。左邊小窟正壁雕有千佛，正中有釋迦佛坐像龕，佛坐方形壇基，結(jié)跏趺坐，施禪定印，裳懸座，外著通肩衣，內(nèi)穿僧袛支，佛頭發(fā)式漫漶不清，千佛造型均同此佛。與右邊大窟不同的是，小窟所有造像均衣襞覆壇。

（二）新昌大佛集千佛巖造像因素分析

1.裳懸座

  石城千佛巖造像開鑿于齊永明年間（483—493），時間屬棲霞山二期，其中小窟正壁主像，坐于方形壇基上，上身修長，下垂佛衣覆壇基一半。棲霞山在二期造像中出現(xiàn)了方形壇基，如下022窟，時間在齊建元元年至永明二年（479—484）之間，應(yīng)略早于石城。同期，棲霞山造像形體明顯拉長，如下022、下021窟，這一特征也見于石城千佛巖小窟主尊。并且棲霞山下022窟內(nèi)也鑿有千佛，因部分水泥剝落，可看出佛坐姿與衣襞覆壇的裳懸座，形式皆同石城小窟千佛，從中可看出建康和剡地佛教造像聯(lián)系之密切。石城造像裳懸座因素的出現(xiàn)，證實了這一形式在南朝流行的廣泛。

  石城千佛巖大窟后壁主尊及區(qū)內(nèi)正中較大佛像，皆修葺一新，造型似摹自石城大佛，不同于鄰窟造像，疑為后人莊嚴補塑。大窟內(nèi)小千佛均結(jié)跏趺坐，施禪定印，著通肩衣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窟千佛衣襞未下垂，同樣，出自吳郡齊永明六年（488）的維衛(wèi)尊佛（圖68），藏于中國歷史博物館梁天監(jiān)四年（505）坐佛，以及現(xiàn)石城彌勒大佛，衣襞均未下垂覆壇，說明這種形式與相鄰小窟千佛衣襞覆壇同時并存。

  現(xiàn)存早期南朝金銅佛中，裳懸式佛衣極少見到，至蕭梁時才看到這一形式的運用，如梁大同七年（541）張興尊造釋迦佛像（圖69），而宋元嘉十四年（437）韓謙造像（圖70）及元嘉二十八年（451）劉國之造像衣襞均未覆壇，僅從南方金銅佛的發(fā)展演變來看，裳懸式佛衣發(fā)生較遲。若結(jié)合南朝石窟造像因素看，棲霞山一期就有較成熟的衣襞覆壇，并在蕭齊時期普遍出現(xiàn)在四川、浙江等地。以現(xiàn)有實物資料可得出，南朝宋梁年間，坐佛衣襞覆壇與未覆壇同時并存且各自獨立發(fā)展。

  北方十六國時期石窟及金銅佛造像均不見衣襞覆壇的裳懸座，至孝文帝改制，北魏佛教造像吸收了南朝這一特有形式，遂使此風大興于云岡、龍門及鞏縣石窟，取代了早期形式，直到東魏、北齊，衣不覆壇形式才得以恢復，多見于響堂山及安陽大留圣石窟。

2.Ⅹ形披帛

  石城千佛巖大窟，左右千佛外側(cè)，各雕護法一尊，高一米多，立于西側(cè)者手持金剛杵，立于東首者右手持劍。西側(cè)護法頭已不存，東側(cè)護法頭殘損不可識，兩護法皆著Ⅹ形披帛，交叉于腹前，披帛在肩部和下弧形處較寬，中間部分較窄，繞至肩后與下擺沿身體兩側(cè)呈外展式下垂。齊永明元年（483）四川茂汶造像碑側(cè)面兩條石上的菩薩即著Ⅹ形披帛，成都西安路齊永明八年（490）彌勒坐佛兩脅侍菩薩也著Ⅹ形寬肩披帛，北方較早出現(xiàn)Ⅹ形披帛是在云岡二期1、2、5、6窟中，時間距遷都不遠，當與孝文帝太和十年至十九年的服制改革相關(guān)。南方Ⅹ形寬肩披帛的出現(xiàn)要早于北方，最遲在齊永明初年，南方這一形制就在建康、成都、新昌等地廣為流傳。

3.螺發(fā)

  南朝佛作螺發(fā)，較早見于棲霞山一期造像，浙江地區(qū)現(xiàn)存較早的螺發(fā)造像為齊永明六年吳郡造維衛(wèi)尊佛，維衛(wèi)尊佛是佛教小乘七佛之一。據(jù)《兩浙金石志》記載這尊像道：“漢順帝時分浙江以西為吳郡，以東為會稽郡，南朝又于此置東揚州，此石刻稱吳郡或延用舊稱?！贝朔鹬缫拢┒U定印，結(jié)跏趺坐，無座壇，石城千佛巖開鑿時間與維衛(wèi)尊佛同時，其中大窟正壁大像及區(qū)內(nèi)正中較大佛皆為螺發(fā)，不似六朝原物。東側(cè)小窟千佛多為素面高肉髻，原作是否有螺發(fā)已不可知。僧祐在梁天監(jiān)十二年（513）動工改造的石城大佛為螺發(fā)。四川地區(qū)現(xiàn)有蕭齊時期的佛像均為素面高髻，至梁代出現(xiàn)較多的螺發(fā)造像，記年中較早的為成都商業(yè)街出土的梁天監(jiān)十年（511）王叔子造像。依現(xiàn)有資料看，浙江地區(qū)螺發(fā)的出現(xiàn)要比四川地區(qū)早，剡地與建康的佛教造像在題材和造型選擇上審美取向更為一致。

4.禪定印與結(jié)跏趺坐

  石城千佛巖及彌勒大佛均呈結(jié)跏趺坐，棲霞山在一期及二期的大部分時期里也為這種造型。十六國時期的金銅佛多為結(jié)跏趺坐，施禪定印，至南北朝初期，南方仍以這一形式為主，北方較多出現(xiàn)說法印。5世紀中國坐禪金銅佛的顯著特點是：佛衣下垂于交叉的雙手下，完全遮住雙腿，并且寬闊大袖遮住雙膝，這一形式的佛衣并未覆壇，類似的作法見貴霜時期秣菟羅門楣浮雕佛像。棲霞山坐禪佛與同期金銅佛有所區(qū)別，結(jié)跏趺坐以右腳搭于左腿之上，右腳暴露在外，這一形式還見于石城千佛巖小窟正壁大佛?，F(xiàn)藏印度勒克瑙國家博物館貴霜時期秣菟羅石佛像，就具備這些特征，只是印度造像沒有出現(xiàn)衣襞覆壇。據(jù)上述分析，可將5世紀南朝施禪定印坐佛分為兩種類型：一是佛衣遮腳，但不覆壇；一是衣襞覆壇，佛露右腳。這兩種形式的原型，均可在中印度見到。

  棲霞山無量壽大佛，佛衣遮腳并下垂覆壇，但細看不難辨出，原像曾塑有右腳，痕跡尚存，推想此像應(yīng)與前期造像一樣，為露右腳，經(jīng)后人莊嚴掩去了。石城彌勒大佛腳被佛衣遮擋，與維衛(wèi)尊佛相同，這一形制當沒有垂衣覆壇?，F(xiàn)大佛壇基浮雕有一組佛傳故事，非六朝作品?！秳③谋分杏洠骸白喴徽晌宄摺?，當時應(yīng)有座輪顯現(xiàn)，未被下垂佛衣所掩。佛像雖經(jīng)后世多次修葺，佛衣未作下垂應(yīng)為當初原樣。棲霞山大佛集石城大佛均請僧佑“準畫儀軌”，在涉及上他還是略有區(qū)別的。

  剡縣地屬會稽郡，東漢靈帝（168—188）末年，國都所在關(guān)洛地區(qū)陷入戰(zhàn)亂，安世高“乃振錫江南，……后復到廣州，……東游遂達會稽”，在他的三個高足中，就有會稽人陳慧。在會稽郡轄區(qū)的方志中，如鄞、慈溪縣、新昌縣、嵊縣，均有魏晉時期建造寺院的記載。此外，魏晉時期胡俑則在浙江、江蘇出土較多，其中又以浙江東北部出土最多，均為越窯產(chǎn)青瓷胡俑，多置于堆塑罐（魂瓶）上。鄞縣就是浙江這種堆塑罐的主要燒制地。現(xiàn)有堆塑罐記年最早的為吳太平二年（257），即出自鄞縣浦合鎮(zhèn)。

   六朝之初，吳境揚州最為富庶，其中尤以三吳及會稽最為突出，吳之軍國所需大都仰賴吳會地區(qū)供應(yīng)，兩晉之際，會稽為北方大族聚居地，發(fā)達的地方經(jīng)濟為文化發(fā)展提供了依托。會稽郡東臨海，沿海的？阿育王寺?lián)d建于晉太康二年（281），天童寺建于晉永康年間，東晉時期佛像雕塑大家戴逵（326—396）及其子戴颙（377—441）也隱居于剡縣。,《晉書》卷七十四記：“逵后徙居會稽之剡縣，性高潔，常以禮度自處?！涞蹠r，以散騎常侍，國子博士累征，辭父疾不就?！薄端螘肪砹洿黠J：“以父不仕，復修其業(yè)……會稽剡縣多名山，故世居剡下?！边@里素有“東南佛國”之稱。

   此外，東漢時，自會稽江海至交趾的航海線已經(jīng)形成，漢末建安元年（196）孫策追擊，王朗欲泛舟走交州，為兵所阻，降于孫策。文獻中對僧人由建康、會稽往來交州之間的記載不夠明確，康僧會赤烏十年（247）由交趾到達建鄴及東晉石城山元化寺，高僧于法蘭西行求法至交州遇疾，終于象林。二人是循海路或陸路，《高僧傳》及《祐錄》均不見記，會稽地區(qū)佛教造像之興盛除受來自內(nèi)地的影響外，是否有海路傳入路線值得關(guān)注。